逮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是怎么黯然下台的？
再次读《邓小平时代》，上一次是在2021年，四年前了读得入迷，这次仍然沉浸，好像是第一次读一样。
之所以又捡起来，是因为上周读完《邓小平在1976：怀仁堂事变》后有个疑问：华国锋是怎么从巅峰黯然退场的？
在《邓小平时代》里找到了部分答案，这本书对邓复出后的经过讲述的还算比较详实，尤其是看到了邓是怎么一步步安排人事和权力结构，抓住关键机会，赢得关键团体的支持。
这里的关键点，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既定议题之外，会议讨论逐渐转向了对文革后老干部的安排问题上，而在这方面华国锋及其主要支持者汪东兴是持否定态度的，至少事实是在会议之前的一两年中，这项工作的进展十分迟缓。原因就在于华仍然坚持毛生前的决策，并将此路线用“两个凡是”的提法提出来，成为老干部平反复出的思想和政策阻碍。
华的本意更多是在于拿毛作为自己指正合法性的旗帜和护身符，并以此笼络四人帮倒台对毛泽东仍然抱有无条件服从并且势力不容小觑的左派。但是华没有看到的是毛去世后短短两年时间里人心的转向。仍然尊重毛泽东是肯定的，但是跟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平反复出可以并存，如果走极端用两个凡是来封住这些人的出路，就太过认真和死板僵化了。尤其是敏感的四五事件，华迟迟不予平反。自从邓复出后，其他老干部复出的诉求越来越大，已经形成一项共识和氛围。可惜华没有意识和捕捉到这个强烈的变化，仍然坚持“两个凡是”。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更是将当下思潮与“两个凡是”的矛盾激化和公开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两个凡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就逐渐引导到了对华的批评上，如同庐山会议突然开展对彭德怀的批评那样。虽然程度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本来权威性就不足的华在会上做了自我检讨批评后，威信就更加降低了。
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基本上是奠定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尽管在名头上华仍然是集各种大权于一身。随后的两三年中，华逐渐被架空，有一个具体的表现是某次外事会议上，华在面对外宾讲话，与此同时旁边的官员也在跟人聊天——可见已经没有人拿这个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当回事了。与此同时，华的主要支持者也都被拿掉，纷纷离开了实权岗位，如汪东兴退出政治局常委，张平化卸任中宣部部长。这一切都是在逮捕四人帮之后的两三年内发生的，而华对此无能为力，几乎没有看到有做出有力的反抗。可能是在手段老练又是元老的邓小平面前他确实不够格，哪怕有前任毛泽东的支持，也可能是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德不配位力不从心，让邓掌权会比自己更能带领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走向现代化。
在此过程中，邓大胆启用了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个人在对华的下台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是邓重新掌权的两大功臣。相比之下，华就没有这样得力的左膀右臂，也没有像邓那样建立强有力的组织团队。
因此，华在中共这样激烈残酷的斗争修罗场，最后黯然下台，实属情理之中。
庆幸的是，这场斗争所涉及到的最高权力的转换，在外界看来并不明显，邓成功避免了组织内斗的公开化。
如果说华是稀里糊涂就这么下台了，那么中国民众和外界基本上也是稀里糊涂地接受了领导人的一出一进。而这个最终消失不见的最高领导人，两年前还是所有人都承认至高无上、绝对服从的，被毛主席钦点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无比敬爱的华主席。
在此之后，就是1980年代邓主持的改革开放，然后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乃至89年应对因为悼念胡耀邦而引发的第二次学潮，在此次学潮中，赵紫阳黯然下台。
而第一次学潮是在1986年，结果是胡耀邦下台。他在1989年4月去世。